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街头是个稀罕的事情，虽然我国法律也赋予了公民合法的集会权利。

  可是西方新闻上的街头，似乎成了国外社会的“固定节目”。非常像什么事情都可以采取来表达诉求，从欧洲能源危机中的万人，到美国此起彼伏的种族歧视抗议，再到俄罗斯反对派的集会反思，这些活动究竟是一场场西方人内心“情绪狂欢”的释放，还是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自由力量？

  就比如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，英国伦敦工人为争取10小时工作制，就连续三年组织运动大，抗议工作的不平等。

  2022年北溪管道爆炸引发能源危机后，英国50多个城镇爆发，民众焚烧电费账单，高喊“我们受够了”走上街头；德国人则抗议政府援乌导致物价飞涨；法国政府宣布加征燃油税时，普通工人大概每月多支出80欧元，随之产生了

  这些直指一个现实，当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，就成为了一个温度计，民众们用这样的形式表示“我们生病了”一一我们应该更好的生活。

  但这种经济诉求常被政治博弈裹挟。法国2020年养老金改革就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全国罢工，民众试图让政府低头，工会最初更是强硬要求“彻底取消改革”，但让人目瞪口呆的却是在六周后，因工人没办法承受无薪罢工的经济压力而妥协散场。

  美国的《权利法案》第一修正案就把集会自由与宗教信仰并列，这种法律文化基因让街头抗议成为西方人的条件反射。

  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种族冲突，就演变成了“定期打卡”；抗议者与反对派每周对峙，警方发射催泪瓦斯、橡皮子弹、胡椒子弹等驱赶民众，而抗议者以摇晃法院围墙、投掷烟花和玻璃瓶等方式来发泄不满，双方有来有往。警察让逮捕成为例行公事，民众的恶劣抗议让事态也更为复杂，彼此都没解决问题，反而只会加深彼此矛盾。

  还有另一边的法国工人因经济压力停止罢工，缺乏持久行动力的，往往只能收获短暂的媒体关注，造成舆论的暂时热议或许还会被政客当成攻击党派的砝码。

  但实际执行情况却差强人意。2017年12月，特朗普正式签署《减税与就业法案》，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37%，企业所得税率从35%降至21%。但减税政策竟更加有助于高收入者，对普通蓝领工人的实际利益有限。

  这种承诺与执行的落差，当积累到临界点时，街头抗议就变成了泄压阀。政府似乎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，也是个好事情，毕竟有时候沉默或许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

  让沦为表演式的行为艺术，或特定群体的情绪宣泄，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，背道而驰。